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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朱昭熙就藩之后，于謙便知道，自己的命運也就此發(fā)生了變化。他雖未言明，但心中早有數(shù)。

那日朝堂之上，朝廷發(fā)出的一紙詔令，讓朱昭熙就藩虞國，朱昭熙在北方培養(yǎng)的文武百官多有送別，或悲或喜，或敬或懼，惟有他，于謙，未受召同行，亦未有任命他職于虞國，便知這位曾重用他的藩王已然棄他如敝屣。

這并非意氣之爭，也不是私怨。他明白，在朱昭熙最初主導東北五省大開發(fā)和北方改革之時，自己是被寄予厚望的。

否則，當年怎會從朱高熾的手里，單單點他于謙赴虞府任長史？怎會一開始就讓他這個翰林院修編委以重任，讓他和亦失哈還有朱榮一起主持東北五省的開發(fā)？怎會容忍他一個布衣出身的翰林郎，驟然登上高位成為東北五省總按察使？

可惜，正因為這份倚重，于謙才走上了與朱昭熙漸行漸遠的道路。他自小讀圣賢書，心懷天下，始終認為國家之本在于法度、在于制度、在于皇權之不可動搖。

他信奉祖宗成法，奉行忠君愛國，以為削藩、強干、集權是才是人間正道。而藩王的存在，從他心底而言，本就帶著天然的不安，就算他的恩主虞王朱昭熙，在他看來也是一個不穩(wěn)定因素，甚至是比其他藩王更加不穩(wěn)定的因素。

所以，在北直隸掌政期間，他屢屢上書，希望朱昭熙為首的藩王們裁撤親衛(wèi)，將軍權交予兵部；又主張由中央財政統(tǒng)一征稅，廢除地方自理；甚至連虞王府的官員任免，他也建議納入朝廷品秩體系。

這些奏章他寫得懇切坦白，無一字私意，但他從未真正考慮過朱昭熙的處境。一個藩王，雖受皇恩，卻也處處掣肘，更何況朱昭熙還有那么一個隨時想她死的老爹呢。

朱高熾在世時尚能護他周全，可一旦出海就藩，身邊若無親兵可調(diào)、財政可掌，完全靠中央的支持，朱昭熙這些藩王如何自保？如何在海外立國？如何與那虎視眈眈的江南世族周旋？只要中央的那些官員動動手指，他們這些藩王的努力就會功虧一簣。

這本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于謙不是不懂，他只是不愿承認。在他眼中，國家才是大義，個人與家族的利益，哪怕是恩主的生死，若與社稷對立，也只能放棄。他以為自己是在輔佐明君，卻不知自己早已越過了那條君臣之間的界限，皇帝也是有親情的。

朱昭熙沒有指責他，也沒有責罰他，只是悄然遠去，把他扔在一邊，再無言語。這比任何責備都更令人心冷。

本以為自己留下后，仍能在朝中有所作為。畢竟，他于謙不是無名小卒，也不是依附權貴的小人。他在東北五省在北直隸政績斐然，數(shù)年間整頓稅賦，修治水利，平定盜亂，巡按各省，官聲素著。

但這只是他的想法，別人并不這么看。朱昭熙既已就藩，留在明國的于謙，便成了人人疑忌的“后手”。

有說他是朱昭熙安插在朝中的臥底，也有言他背主忘恩、攀附皇權。文官們排擠他，武官們防他，連原先的故舊也漸漸疏遠。更有甚者，將他貶謫為“政客小人”，當面不言，背后毀之。

朱瞻基謀反之后，這一切更是迅速惡化。他目睹諸王被戮，皇帝被殺，朝廷更換如走馬燈，而自己一紙任命，從北直隸布政使驟降為浙江學政，繼而更是只剩一縣之地可堪棲身。

他曾想上書辯解，可紙未出，便有人提醒：“如今世道未定，于公若非虞王舊部，誰會留你性命？”

這一句才是點破他所有幻夢之語。他不是不忠之臣，也不是奸猾之輩，他只是——不被信任罷了，成了雙方都會拉攏，但雙方都不會信任的人罷了。

初到錢塘時，他還抱著一絲希望。這里是江南重鎮(zhèn)，文風鼎盛，人才輩出，若能教育士子，傳播綱常，或許仍有余地施展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