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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在歷史上也是赫赫有名，被稱做“國本之爭”。

萬歷十四年正月，鄭氏生皇三子朱常洵，神宗對鄭氏喜愛有加，同年三月加封她為地位僅次皇后的皇貴妃，此舉頗有奪嫡之意。二月初三，內(nèi)閣首輔申時行率同僚建言立儲，神宗不聽。

到了萬歷十八年正月，大學士申時行復請立儲，朝中諸臣也屢次跟著復請。同年十月甲午，申時行、王錫爵、許國、王家屏四位內(nèi)閣大學士同時上疏乞休，以去留要挾神宗立儲，君臣關(guān)系陷入僵局。萬歷二十二年，皇長子朱常洛出閣講學，君臣關(guān)系才有所緩和。

一直到萬歷四十二年三月，發(fā)生梃擊案，張差謀刺皇太子朱常洛，朱常洵和其母親鄭皇貴妃成為被懷疑對象。神宗為保護朱常洵母子，被迫令朱常洵就藩洛陽，這場名為“國本之爭”的政治風波才落下帷幕。

“國本之爭”是萬歷年間皇帝與廷臣圍繞冊立太子一事進行的持久博弈，是繼嘉靖朝“大禮議”后又一次大規(guī)模的皇帝與大臣的沖突，對明代后期的政治生活產(chǎn)生了極深遠的影響。

也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蕭如薰進入了大明的京城。

這個時代天下最大，最繁華的城市。沒有之一。

蕭如薰抵達京師之后，借助其父親的人脈資源，與那些聲名顯赫的老牌勛貴們一同共進了數(shù)次豐盛的宴席。經(jīng)過這樣幾番交往，他總算是得以真正踏入了這個權(quán)貴云集的社交圈。

而這些老牌勛貴對待蕭如薰的態(tài)度，可以說是相當友善且歡迎有加。之所以會如此，自然少不了蕭如薰父親蕭文奎的因素在其中起著關(guān)鍵作用。那么，這些老牌勛貴最為懼怕的究竟是什么呢？答案便是那些行事魯莽、不知深淺的愣頭青?；蛟S有人要心生疑惑了：為何他們會對這類人如此忌憚呢？

其實只要深入剖析一下這些勛貴們的灰色收入來源，便能恍然大悟。這些老牌勛貴們主要的職務安排通常是負責駐守京師的大營以及各地的衛(wèi)所。而他們高達九成的灰色收入，恰恰源自于吃空餉以及地方衛(wèi)所定期呈上的豐厚“孝敬”。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后期階段，無論是京師大營還是地方衛(wèi)所，都已然腐敗不堪、弊病叢生，整體戰(zhàn)斗力幾乎蕩然無存。

更為棘手的問題在于，有戰(zhàn)斗力的由于營梢制度的軍隊，實際管轄權(quán)幾乎盡數(shù)落入了文官手中。面對這種局面，即便文官表示愿意將權(quán)力歸還，恐怕皇帝也斷斷不會應允。畢竟，無論是從何種角度考量，將所有的雞蛋放置在同一個籃子之中絕非明智之舉，更何況所涉及的乃是至關(guān)重要的軍權(quán)呢？

勛貴最怕愣頭青，把吃空餉的事給爆出來。雖然這些事情大伙心知肚明，可要是拿到臺面上，拿著文官不把他們往死里整？

蕭如薰就不同了，父親是蕭文奎，也是既得利益者的一份子，他們不怕蕭如薰揭他們老底，因此對蕭如薰很客氣，也愿意分他一杯羹。

蕭如薰抵達京師之后，刻意與所有文官保持距離，未曾有過絲毫接觸。然而，那些文官對此卻并不以為意，甚至有些嗤之以鼻。畢竟，在他們眼中，蕭如薰不過只是個小小的伯爵而已，實在微不足道。

對于這些位高權(quán)重、自視甚高的文官而言，武將？哪怕是龍，也要乖乖地盤踞著；是虎，也得老老實實臥著。想要投靠他們，根本不夠資格！

若不是念及蕭如薰曾讀過些書，肚子里有點墨水，恐怕他連這個伯爵的爵位都難拿到，這可不是說著玩的呀！當文官們真正較真的時候，就連太子之位，他們都能夠左右其歸屬。區(qū)區(qū)一個小伯爵又算得了什么呢？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佬們，根本就不屑于去理會這樣的小人物啊！

就在蕭如薰進京的當天，也就是六月初八，朝鮮國的求救文書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