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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從南市來府中所需的全部奴仆這也是一個頗為無奈之舉，也會引來蜀漢本土世家、官吏等勢力群體的嘲笑，這點司馬懿心里也是很清楚的，

這樣做的原由也是司馬氏在蜀漢的根基太淺，淺到只有幾個月這樣子，即使司馬氏在河內(nèi)、長安、洛陽中原地區(qū)有著深厚的根基，想找一批合適的奴仆輕而易舉，

哪怕自行將太傅府中的奴仆清洗一空，也可立刻補充一批忠誠可靠的血液，還有不少人會搶著前來，在那個時候如果攀上司馬家，作為一個奴仆一家來說也算是很不錯的了，

畢竟司馬懿貴為大魏當朝太傅，大魏三公之一，雖不算三公之首，但在大魏朝堂上“熬過”四代天子積累起來的人脈圈子威望可不是用來做擺設(shè)的，

若是最后沒有曹爽的反戈一擊，現(xiàn)在大魏朝堂第一世家便是司馬氏了，司馬氏也能更進一步，也會有更多的奴隸、平民、官員為了能夠混得更好、改變命運而心甘情愿的聚集在司馬氏的麾下供其驅(qū)使了，哪怕有一定的生命危險也是在所不辭的了。

畢竟無論身處之前的朝代、還是在現(xiàn)在，無論是生存、繁衍生息還是為了活得更好、為了獲取得到更高的權(quán)勢都是需要冒風險的，就沒有做成那件事不需要冒風險，有所區(qū)別的只是做每件事的風險大小而已，風險越大收益越高，做成一件事風險越小可能最后的收獲越小，而風險大一些，則是后世人們所津津樂道的風浪越大魚越貴！

之前司馬懿在曹魏得勢之時便是如此，曹魏便有很多中下層官吏、世家愿意投效供其驅(qū)使，即使平民、奴隸概莫能外，后來為了在曹魏為得到更高的權(quán)勢而鋌而走險之時便是為了在風浪中打到更好更大的“魚”了，在這時司馬懿的追隨者也認為跟著司馬懿做下這樁“大事”，縱然摻和其中風險很大，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跟著司馬懿一起被這大風浪掀翻，船毀人亡，一起葬身魚腹，

可即便是有如此巨大的風險隱藏其中，他們還是愿意與司馬懿站在同一條線上，用盡全力搏上一把，畢竟現(xiàn)在司馬懿的贏面著實很大了，從三皇五帝至如今的曹魏，能有幾人謀求更進一步，掌握一國軍政能有如此良機，即使有了這樣的機會，能把握好的又有幾人？

與司馬懿聯(lián)合的世家、大小官吏他們都堅信，司馬懿身為大魏四朝老臣，又極具韜略，能謀劃大事又善于決斷，之前他參與、主要謀劃輔助上位的大魏天子便有三位之多，

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繼位，是為魏文帝。新帝登基根基不穩(wěn)，這對于權(quán)臣來說是一個謀反的絕佳機會。然而司馬懿在衡量過后，毅然放棄了這一想法。魏文帝曹丕是新帝不假，但是曹丕可不是一個簡單的人，論其在政治上的手腕，并不比去世不久的魏武帝差多少。

況且，曹丕也是司馬懿一手教出來的徒弟，曹丕廢漢帝，真正光明正大將東漢的江山變成了曹魏的江山，做到了他父親曹操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對東漢取而代之！

曹丕的高遠的政治目光還表現(xiàn)在對于儒學的尊崇他很早就認識到儒學對于國家政權(quán)穩(wěn)固的重要性，因而在列國紛爭三國鼎立的戰(zhàn)亂時代，曹丕能夠看到儒學的優(yōu)勢，并實踐到魏國的政治中，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創(chuàng)舉。

從曹丕奪得太子之位以及繼位后做的種種政治舉措，可見曹丕雖然沒有曹操的雄才偉略，但也絕不是一個庸碌之輩，更不會是一個昏君。

司馬懿即便是有通天之能，他也沒有辦法擺脫身為臣子這一事實，曹丕是明主，繼位名正言順，又有群臣擁戴，司馬懿獲勝的機會渺茫。

所以在輔佐曹丕的這些年里，司馬懿也是一直勤勤懇懇，絲毫不敢顯露自己的政治野心來。因為他一定想得到曹操臨終前對曹丕的告誡，也明白一旦自己露出馬腳，肯定會惹來殺身之禍。與其冒險，不如退居幕后等待時機，司馬懿謹小慎微的性格使得他繼續(xù)隱藏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