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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東屯糧自給率持續(xù)下降，朝廷只能以“民運”“開中”等方式向遼東輸入糧食。

然而關內至遼東路途遙遠且交通不便，運送糧食損耗較大，且民運之地的糧食產量有限，遼東糧餉缺口只增不減。

于是隆慶年間，遼東督撫梁夢龍等地方官員以開墾荒地、減免賦稅的方式增加了糧食收入，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田少米貴、軍民逃亡等問題。

萬歷初期，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等遼東軍政要員陸續(xù)嶄露頭角，糧餉不濟、士馬不足、將懦兵弱等弊政也都有逐漸得以改善。

萬歷二十年之前，遼東的農業(yè)生產逐漸恢復，大大減少了對外地運糧的需求。

只是遼東雖然有所恢復，但發(fā)展能力依舊有限。

遼東甜水站至鴨綠江一帶山谷地曠土沃，為避役軍民聚集之所，農業(yè)生產規(guī)模得以迅速擴大。

然而，山海關以東至錦義一帶“逼近虜穴”，田畝荒蕪。

即便無種，僅有半數(shù)土地可供開墾，余者“崗嶺包薄”不宜耕作，且旱澇災害頻發(fā)。

遼陽以北的蒲河、開原、鐵嶺一帶，軍事沖突不斷，軍民皆不敢種。

遼東僅金、復、海、蓋四衛(wèi)之地，利用無遺。

面對境內大量熟田被拋荒的境況，遼東都司一方面加大對現(xiàn)有兵卒的盤剝，一方面依靠中央補給恢復生產能力。

即便如此，遼東河西一帶災害頻發(fā)，本地糧餉短缺，邊軍饑困等現(xiàn)象仍比較突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未有突發(fā)事件，遼東依靠朝廷賑濟資源僅能支撐各項事務的基本運轉。

然而隨著萬歷二十年，壬辰戰(zhàn)爭的爆發(fā)，遼東地區(qū)與朝鮮物資交換規(guī)模急劇增長，邊境自由交易向官營市場轉化。

這一情況加劇了遼東政治的黑暗與官僚腐敗的加深。

萬歷后期，由于武官豪族兼并土地、繁重的賦稅與差役、頻發(fā)的自然災害等因素使遼東軍民生活境況進一步惡化。

遼東自然災害頻發(fā)，撫賞、邊備費用日增，糧料物資短缺，使軍民常生活在破產邊緣，逃民逃軍與日俱增。

而此時女真貴族不斷吸納逃亡的漢族人口，并與蒙古等部結為聯(lián)盟，滿族共同體逐漸形成并趁勢壯大。

女真在對朝鮮貿易中主動權日益提升，遼東地區(qū)大明與朝鮮貿易也逐步被女真掌控。

這就為女真人滲透大明官員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同時由于大明朝廷經濟持續(xù)惡化，導致遼東士兵的軍餉無法及時發(fā)放。

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九月，兵科給事中趙興邦上奏：九邊糧餉缺口巨大，薊密、永昌缺八十萬；遼東缺四十萬；狹西三邊缺七十七萬；宣大、山西缺九十一萬。

同年十月，宣府巡撫汪道亨上奏稱：該地缺糧已達四五月之久，導致軍士們被迫賣弓箭衣服或質押妻兒以維持生計，募兵大量逃散。同時，奸人勾引逃亡到建虜所在地，加上地震連旬、訛言繁興，土著之民欲移家關內，還有人密謀悖逆，形勢危急。又有薊鎮(zhèn)傳報夷婦滿旦因挾賞未遂糾合諸虜謀犯薊門。

同月，萬歷皇帝決定從以故孝定皇太后積儲中拿出三十萬兩銀，令戶部和兵部商議借八十萬兩，迅速送往宣鎮(zhèn)，以體現(xiàn)皇帝的憫恤。并要求閣臣將解決軍餉問題的經久長遠之計傳達給兩部商議執(zhí)行，不得借口請撥軍餉誤邊事。

由此可見，對于邊地缺餉導致的投敵問題其實存在以久。

而大明君臣對此也并非一無所知。

撫順之戰(zhàn)后，撫臣李維翰和督臣汪可受都是在第一時間，請求撥發(fā)軍餉。

其奏報中稱：狡猾的敵虜設計攻陷邊城，要求地方官相機處置防剿事宜，緊急給發(fā)軍餉，對于調發(fā)應援之事讓兵部商議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