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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自立朝時起，鹽政就是一個老大難問題。

洪武三年(1370年)，因山西等邊地急需軍糧，政府募商人輸糧換取鹽引，憑引領(lǐng)鹽運銷于指定地區(qū)，稱為開中法。

洪武四年，制定中鹽則例，計道路遠近，運糧多寡，考慮中納商人能否獲利等因素，以確定糧引兌換額。

隨著統(tǒng)治階級的日益腐敗，貴權(quán)紛紛奏討鹽引﹐轉(zhuǎn)賣于鹽商﹐從中牟利，這一現(xiàn)象被稱為“占窩”。

而鹽商們在完成報中取得鹽引后，并不能馬上支取到食鹽，而是要在指定的鹽場等候支鹽。

等候的時間也難以確定，有時是兩年三年，有時是十年八年，最長的甚至達到數(shù)十年，這種情況稱為“守支”。

開中制度隨著“守支”和“占窩”現(xiàn)象越來越嚴(yán)重，而逐漸崩壞。

成化年間對鹽政進行了小規(guī)模改革，改舊制為商人以銀代米，交納于運司，解至太倉，再分給各邊，每引鹽輸銀三四錢不等，稱之為余鹽折銀。

此舉雖然使太倉銀充實﹐朝廷財政收入驟增，但也因此讓邊地鹽商大都舉家內(nèi)遷，邊地商屯迅速被破壞，邊軍糧食儲備也因此大減，為明末西北糧荒埋下重大隱患。

而且余鹽開禁，也為私鹽的盛行推波助瀾。

大明的食鹽是由“灶戶”生產(chǎn)，灶戶每年必須上繳規(guī)定量的鹽，就是“鹽課”；政府給灶戶的補償，就是“工本”。

由于開中制度崩壞，灶戶從朝廷那里得到的工本難以維持生計，只能私下將正課之外所生產(chǎn)的鹽賣給商人。

朝廷也無力購買灶戶手中的“余鹽”，也只能對灶戶這種違法行為聽之任之。

于是成化二年，朝廷解除商人只能從固定鹽場支鹽為的禁令。

“許兩淮守支客商買灶戶余鹽補官引”余鹽開禁，商人直接從灶戶手中支取余鹽也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據(jù)，為私鹽盛行提供了便利條件。

自此之后，大明鹽政由此崩壞，私鹽盛行之后，沖擊了官鹽的市場價格，影響嚴(yán)重影響了鹽稅征收。

朝廷也不得不加大打擊對私鹽市場的打擊力度。

但是私鹽情況并未由此好轉(zhuǎn)，反而愈演愈烈。

私鹽販子通過賄賂鹽務(wù)官員，依舊可以源源不斷地得到私鹽，且規(guī)模還越來越大。

朱由校說鹽稅有五百萬兩，實際上這只是發(fā)放出去的鹽引應(yīng)收稅額，并不是實繳稅賦。

如今朝廷能確實收繳的鹽稅已經(jīng)不足一百五十萬兩。

常言道：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大明最重要的鹽稅都崩塌至此，朝廷財政還能好，那就出鬼了。

至于廣西因鹽政而導(dǎo)致的紛爭，自立朝時起就沒有消停過，總是隔三岔五的就會鬧將起來。

廣西即窮且苦，又山深林密，大部分人口都是居于山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

大明朝廷對廣西山民的政策，總得來說，是沒有任何偏向。

但是于廣西山民而言，沒有偏向就是最大的偏向。